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2009年正月初二，當大家都還在歡慶牛年春節之時，地處廣西深山之中的壯族村落——納社，已經開始了新一年的忙碌，他們想趕在春耕開始之前，重建一架水車。

建造水車提議的發起人是納社老隊長的兒子——韋超飛。飛哥今年三十出頭，當過兵，到深圳打過工，後來通過母親接觸到愛農會，深受啟發，決定紮根家鄉。回到農村以後，飛哥積極地與愛農會及其他機構合作，希望可以在家鄉嘗試土生農業和生物多樣性的工作。建造水車就是他邁出的第一步。

“我沒有想過大家都願來參與的，我本來只打算我自己做起來，別人看見我做成了，才可能想加入進來。沒有想到我計畫用五年來做的事情一下子就做成了。”飛哥談起建造水車來格外興奮，而這種興奮的背後包含了一個曲折的故事。納社曾經是愛農會嘗試稻鴨共做的一個重點支持村落。愛農會不僅對它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更傾注了許多情感和心血，然而納社與愛農會的合作始終不穩定，從最開始的一家、幾家到幾乎全村參與，再到後來的全村退出。儘管目前愛農會和納社又開始新一輪的嘗試，但是以前的那段經歷在雙方的心中都投下了陰影。到底這個社區能不能夠組織起來做一些有意義的嘗試，誰都沒有把握。因此，在09年1月份的南寧討論會上，韋超飛把自己的目標設定為先讓自己和另一個農戶做試點，然後組織村民共同參與土生農業和生物多樣性的工作。

如何平衡土生農業與農民生計之間的利益矛盾，是愛農會和韋超飛共同在思考的難題。解決不好這個問題，納社又可能重蹈覆轍。飛哥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把部分產量不高的旱地變為水田嘗試土生農業，這樣即便嘗試失敗，對於農民也不會有什麼損失。而如果一旦成功，則可以很大地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共同參與土生農業。然而，選擇哪些旱地變為水田才最節省人力和資源也是一個問題。納社有一條小溪，靠近溪水的田地無疑是比較適合的。但是不少這樣的田地都已經種上了雜交水稻，飛哥逐漸把注意力集中到納社橋邊的土地上。橋兩岸的田地總共接近二十畝，一邊是八畝玉米和甘蔗地，每畝年收入700元左右，大約是當地雜交水稻收入的一半；另一邊是十一畝桑田，原本蠶絲價高的時候，每畝桑田的收入要高於雜交水稻的收入，但是去年蠶絲價格大跌，農民也無心種桑葉了。於是，飛哥計畫先用八畝玉米和甘蔗地做嘗試，在溪邊搭一架水車，把水引到高高的岸上來，讓旱地變水田。

水車的想法不是空穴來風。五六十年前，納社曾經有過水車，後來久不用，也沒人維護，於是慢慢消失了。時至今日，雖然納社的年輕人都不知道如何造水車，但是上了年紀的人仍了然於心。飛哥像其他年輕人一樣，因此向村中其他人請教。沒想到大家聽說他的想法以後，紛紛表示願意參與重建水車，也願意參與土生農業的嘗試。原本飛哥還煞費苦心地計畫把八畝地都置換成自己的（八畝玉米和甘蔗地幾乎全納社各家都占一點），頓時輕鬆了許多。

造水車既講究協力共做，也需要一定的技巧。飛哥組織全納社的男人開會，推選出一位有經驗的老人負責水車的設計和原料選取。大家還約定，所有的男勞力只要有空都要參與造水車。為了讓水車在春耕派上用場，納社的男人們從正月初二就開始忙碌，計畫用半個月的時間建成。原本只有一些水鴨游來游去的小溪邊，突然每天都聚攏了一群男人，大家通過齊心協力造水車又找回了集體的快樂。

造水車不僅使納社的男人們都組織了起來，同時也讓他們得以瞭解和傳承當地人與自然共處的傳統方式。水車選址要充分考慮水量的大小、水源與田地的高低遠近，保證水資源能夠得到最好地利用，不浪費。造水車講究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當地物種天然的功用。水車的主體支架用竹子來做，竹子就長在溪邊，取材和製作都很方便。竹條與竹條之間需要捆綁牢固，還要經得起水的不斷沖刷。負責原料選取的老人說當地有一種藤，水淋濕後不會腐，柔韌耐用，以前他們也用來綁造水車的竹子。老人叫不出它的學名，也描述不清它的樣子，只知道這種藤長在高高的山崖上，不易得，他叫它水車藤。飛哥和幾個年輕人按照老人的說法，上山找了許多藤子，拿回來試綁竹子，都不行。於是老人只能親自帶他們上山，一起找水車藤，手把手地把快要失傳的本土智慧教給了下一代。水車一點一點地搭建起來，翠綠的竹子、緊緊纏繞的藤條、淙淙的流水，仿佛一切渾然天成：水車的原料皆取自自然，人們用水車灌溉土地，既收穫了糧食又滋養了大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是可能的，關鍵取決於人。

大家造水車的熱情高漲，於是飛哥又趁熱打鐵，組織大家開會討論納社新一年的發展規劃。大家圍繞飛哥擬定的計畫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基本達成共識，決定一起嘗試將土生養殖、土生種植和永續能源三方面結合起來。飛哥欣慰地說：“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然而，好的開始固然鼓舞人心，如何持續下去卻是需要不斷用心去思考和實踐的。就像納社的水車一樣，我們不只希望它能轉動起來，而是期盼著那裏面流淌的將不僅僅是灌溉良田的溪水，也是納社的本土智慧和文化，更是納社人之間濃濃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