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與新自由主義
講者│邱毓斌(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紀錄、整理│林彥婷(旗美社大實習專員)
【前言】4月19日,旗美社大假旗山學堂咖啡辦了五場服貿系列論壇的第一場,邀請到屏教大社發系的邱毓斌老師前來分享,以下是其精彩的分享內容。
在經濟全球化底下,各國之間簽訂貿易協定早已屢見不鮮,談起全球化貿易、經濟開放自由,雖然大多數人都表示支持贊同,然而對於貿易協定的內容大多數卻一知半解;對於開放貿易門檻迎向國際,真的如政府所說如此美好嗎?簽署貿易協定真的利大於弊嗎?這次兩岸服貿協議的簽訂為台灣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也引起國人的關注,讓貿易所帶來的爭議問題,短時間內快速浮上檯面,也掀開了自由貿易所帶來的黑幕。
強迫推銷服貿,難以消除人民疑慮
這次服貿協議會造成如此大的爭議,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個面向:政治、經濟、社會。經濟全球化下,各國間紛紛簽定了貿易協定,而為節省審議時間加速貿易結盟,部分國家透過程度不一的「黑箱」方式進行條文審查,而基於民主制度原則,各國在使用快速審議制度仍有嚴格的限制。然而台灣政府面對服貿審查事宜,多種未符合民主程序的荒誕舉動,在在都違背了民主的原則,也快削弱了台灣人民對執政黨的信任與支持。
台灣在60年代經濟起飛後,對外貿易活動便十分活絡,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建立與多國經貿往來,近年來,海峽兩岸互動頻繁,台灣更成為全球對中國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國家。種種與他國貿易接觸的事實,都可看出台灣在貿易上早已開放,不似政府所言「若不與中國簽訂服貿將會鎖國」的情況。
中國資本背後多為中國政府所主導,而當中資大量進入台灣社會,企業若產生不利於中國當局的言行,可能隨時會遭到經濟上的制裁,如此是否對台灣民主自由產生影響,讓台灣民主體制受到中國資本所影響,轉而以商圍政呢?此外面對由中國政府所控管的企業及工會,政商運作上的差異,將來若發生勞資糾紛,台灣政府是否有能力保護中資企業底下的台灣勞工呢?
台灣政府對於兩岸服貿協議,採取的強迫推銷手法,不願正視人民的擔憂,不僅難以消除人民對於中國資本進入台灣的疑慮,也讓人民對服貿協議接受度不增反減。
萬物都該自由貿易的年代-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貿易有兩大重點:資本移動自由度提高及貿易障礙降低。過去資本移動多以國內為主,現今由於各國稅率的調降,貿易障礙逐漸降低,使得跨境投資、跨界商品的取得更容易,市場開放也更簡單,也因此產生強調「全球治理」的國際機構角色,如WTO。因應貿易全球化,國際組織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甚至經由這類組織所通過的協定,無須再經過各國國會審查授權即可生效,此種狀況在國際間引起了不小的疑慮,擔憂這是否將會成為各國政府間政商勾結的途徑。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提到當代需要的是「更公平而非更自由」的貿易方式,全球經濟組織需要有更民主的管理方式,在各方面的管理上皆須取得全球性的協議,透過全球性多邊協議,降低強國霸凌弱國權益的情況,維持公平的貿易環境。
全球化底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Stiglitz觀察到現今無論強弱國,貧富差距皆日益且快速的擴大,造成這樣的情況,正是因為各國常藉由「提升競爭力」為目標進行勞動人力交流,於是資方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更快速的累積;相反的,使用勞力換取金錢的受雇者,工資卻只能越壓越低。正因此種狀況在世界各國不斷的發生,近年來也發展出許多反經濟全球化的運動。2005年WTO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社運團體紛紛聚集到香港,共同發起「抗議世貿行動周」,活動期間可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組織團體,各國面對WTO所碰到的問題也都不同,而活動期間韓國農民團體的激烈抗爭接連發生,然而他們抗議的舉動卻非臨時起意,許多行動皆是在國內經過長久計畫及演練,例如農民鼓陣,從許多小細節中不難看出韓國農民團體對於WTO的抗爭決心。
【交流討論】
講座當日來了一些對於服貿議題有興趣的朋友,之中不乏從高雄、台南前來的夥伴。會中有人提出關於服貿協議及「自由經濟示範區」之間的相關連性,邱毓斌表示『自經區也是自由貿易邏輯底下的產物,而其經營模式類似台灣六七零年代的加工出口區,然而當中國經濟策略是「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時,我們卻是為了吸引投資而退回三十年前的加工出口區模式,這是否將會讓台灣轉型無望。』
邱毓斌提及2005年參與香港反WTO活動時,深刻地感受到韓國團體對於農民教育的用心『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舉辦座談會,提供農民WTO相關知識以及為何要反對WTO,這不僅讓韓國農民了解自己在做什麼,並且更有毅力支撐下去。而社會議題的傳遞及教育,正是台灣社運團體目前所缺乏並且應該要去做的,在社會議題深度的教育下,人民才能夠產生出足夠的力量去面對每一次的運動。』
這次反服貿運動不單是反黑箱而已,這些過程內容都應該跟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情況作相互連結。在現今世界經濟體的情勢下,經濟發展跟勞工權益不完全是對立的,像韓國勞工過去向資方抗議薪資太低,就迫使資方及早投入產業研發,而非以降低勞工薪資的方式,提升產業的競力。勞工處境、社會發展跟政府運作該如何有效的聯繫,這將會是台灣接下來所面臨最棘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