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

地點：旗美社區大學辦公室

紀錄：吳鴻駿（旗美社大專員）

一、前言  

關心台灣農村發展一直是旗美社區大學的工作核心，我們更以農村型社區大學來自我定位，同時以「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習」作為實踐的準則。為了自我培力，對農村有更廣、更深的認識，因此邀請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 蔡培慧 老師，分享她對影響農村的結構力量的研究心得。蔡培慧長期關心農運，其博士論文《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是近年來少數對台灣農村問題具有歷史縱深、兼具量化、質化對話能力之研究。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台灣主流農業發展的規模經濟觀點，ㄧㄥㄢ流農業ㄝㄨㄞㄤ台灣小 農為蔡 老師的核心關懷，她並指出小農為台灣經濟在地化之要件，同時更是社會、環境的重要穩定力量，此次分享就以其研究的農業結構為主軸，介紹自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由計畫型經濟逐漸轉向自由經濟的過程對農村所導致的一連串衝擊， 蔡培慧 老師並針對自由貿易提出解構分析，嘗試讓台灣有機會回到重新以地產地銷、促成城鄉交流、小農主義等因應全球化之對策方案的解決之道。以下為該次分享課程之紀錄摘要內容：

二、問題核心：台灣小農

先回答一個常被問起的問題，何謂小農？我的回答是，以家戶自有的土地、家戶勞動力投入，並將剩餘投入家戶勞動力再生產。簡單地說，也就是是農業的小商品生產者，小農隨著生產力與技術的提升與商品化、市場化程度高低，經營型態將有很大差異，但只要把握「家庭勞動力的投入」與「簡單再生產」的原則，那麼就能理解小農的多元面貌的內在核心要素。

證諸台灣農業自由化20餘年來及加入WTO之後，農家家戶增加，就可以知道，台灣小農的堅韌生存力。台灣農業的成就揚名國際，小農的生產體制功不可沒。由於農家掌握技術與生產環節，個別農家就是一個農業的小型實驗室，其為了種植得更適合在地，小農必須不斷地試驗、育種，培養出許多台灣特有種農作。除了經濟外，小農更是農村文化的載體，小農彼此協作的社會關係，是傳統農村社會人際的物質基礎。小農除了是農業小商品的生產者，亦是商品的交換者，其同時販售肥料、自身種植及自身種植以外的農產品等生產資材及消費品，因扮演多樣的角色，使得他對於農產品之市場供需乃至其價格變化十分敏感，他幾乎可說是一個掌握農業生產關係的全面性角色，而不單單只是一個職業──「農業工作者」，這也是我的論文中何以用”peasant”，而不是用”farmer”，farmer比較是指向一個職業類別的。而農業在農村中更建構起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上至育種，下至產銷體系，可謂是農村中主要的經濟型態，更是農村作息所賴以為依據。而台灣的農村在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逐漸以自由化經濟取代計畫型經濟，且不斷以犧牲農業換取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農村生態面臨相當大的衝擊，其所牽動的影響難以計數。

有了對小農在台灣農村、農業之角色的基本認識後，我們再就戰後國民政府遷台至今、六十餘年來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脈絡來分析，找出影響農村發展背後的結構性力量，並用適當的答案予以解構，以期對農村運動的可能提出具體的行動討論。

三、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脈絡

（一）恢復生產、土地改革（1945-1952）

國民政府來台的初期先恢復戰後生產，並實施一連串的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讓農民自有土地，取消日據時代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深化了台灣小農自主發展的基礎，其影響是農民得以累積小額資本，並自由運用(即剩餘自主)，農家剩餘投入的教育，而轉化的現代勞動力，也為日後工業部門所需的勞動力預作儲備，此為計畫經濟階段。這次的改革對整體社會發展而言需要更仔細的評斷，土地改革同時改變了原先農村裡由地主治理的社會結構。原先的地主階級不僅是收田租，他們同時也負起維護農田生產基地的責任，讓農村生產得以順利進行，然而隨著土地改革，治權由地主轉向國家，國家開始接管起農業及整個社會，提高了對台灣的治理基礎。在理解這件事上，應該認識台灣農業與社會不是一開始就是國家主導的，它曾經有過一段地主治理的時代。國家主導農業後，又順利地藉由農會系統、水利系統、產銷控制漸次達成國家中央集權的目標。

（二）農業擴張，以農養工（1953-1968）

隨後農業規模持續擴張，工業發展亦在國內萌芽，國家政策開始進入以農業之所得挹注工業發展的新時代，並於1966年工業出口首度超越農業出口。在這段時期，政府開始透過各種巧妙的手段奪取農業剩餘，例如：有形的資本流出：讓農民以穀物換取肥料（肥料換穀）等；無形的資本流出：工業與農業部門不等價的商品交換（低糧價，農產品的價格被貶低）；調走勞動力（勞動預備軍、家戶內的工農分工）等，其一邊貶低農業生產價值，同時又吸收農業生產的價值，使其取得成本降低。

而隨著台灣經濟購買力的提昇，遂逐漸成為美國農產品外銷的對象。美國大量出口農作物到台灣，壓縮台灣小農的市場空間，使小農的處境窘迫，更埋下日後限制台灣稻米出口的伏筆。

（三）保價收購，提高所得（1969-1981）

隨著工業發展，農戶所得相對偏低，於是政府回過頭來保證收購稻米，試圖藉由政府的補貼提高農戶的收入。但政府長期保價收購造成財政壓力，同時也引起美國米商抗議並施壓美國政府對台灣進行國際貿易談判，限制台灣稻米出口，兩股勢力使得台灣政府逐漸進行政策性轉作及休耕。轉作形成的市場化及農耕技術現代化等調整已經造成農民分化（農民生產關係的改變）及農產分殊（農產生產結構改變，蔬菜水果類增加，稻米雜糧類減少）的結果。

（四）農業結構調整（1982-1991）

1986至1993GATT(WTO的前身)的農業協定談判使得我國農業政策開始往自由經濟前進。過往計畫型經濟已經逐漸鬆動，政府開放國外進口農作物之種類與數量愈來愈多，已嚴重威脅國內小農的生存處境，因而導致1980年代農民運動盛行，但其主要抗爭訴求是爭取商品化條件（例如補助更新生產設備等）及爭取農民福利（農保）二條不同路線，而非對抗生產環境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國際自由貿易之不對等關係）。

（五）農業自由化（1992-2005）

政府為了爭取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中，陸續在1992年於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宣示農業零成長，1995年農業白皮書中甚至明文表示放棄糧食自主，一步一步地以犧牲農業發展換取工業發展與國際參與的空間。除此之外，1991年開始陸續進行了一連串的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規劃農地釋出、開始朝向集團耕作、擴大稻作減產、鼓勵重點農作、支持企業化經營，到了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訂放棄農地農用（非農民可購買農地，0.25公頃 可興建農舍）。小農就在這波調整當中逐漸遭到瓦解，未來極可能以農工的型態取代。

或許有人會說，這都是因為加入WTO所造成的，但固然有WTO之外部壓力，但同為東亞國家之日本與韓國，都在抵抗WTO上有著不錯的表現，日本之糧食自給率甚至還增加，其國家力量很強大，韓國則因為光州洲事件後，一群青年知識份子紛紛下到民間，進行各種組織工作，因此社會動能較強，農民團體力量較強大。

四、影響農村發展背後的結構性力量

透過上述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脈絡理解，我們對台灣的糧食自給率、現代化農業度在農村社會的影響、國內外雙重再分配的農貿結構、農業自由化以及污名化農民進行了以下的反思；

（一）台灣糧食自給率之分析

台灣糧食自給率的帳面數字雖然到了2007年還有30.6%，但是其中小麥自給率為0% ，另外自給率達95.9%的豬隻的飼料，玉米，台灣的自給率在10%以下，所以帳面數字的背後還要再理解畜牧業等飼料進口的完全依賴，這樣下來糧食自給率就又大大降低了。而糧食自給率又牽涉到糧食自主權的議題，先前國際原油大漲以及澳洲面臨乾旱，造成台灣物價一片喊漲，央行總裁彭准南曾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這是一種「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其不論對國家安全或是民生物資價格水平的穩定都是一種莫大的威脅。

（二）現代化農業在台灣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

現代化農業對農村社會產生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土地關係重組（現代科層體系取代傳統社群）、農業商品化、農業技術改良。台灣從很早期就已經開始農業商品化（農業生產為了銷售，以交換貨幣）。農會以推廣產銷班作為農民合作的型態，讓農民可以集體共同生產及面對市場，是還不錯的模式。但其價格仍然受到少數人壟斷的影響。不僅在國內，國際農糧體制在「國際糧食戰爭」一書中被描述成沙漏狀，其介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僅被少數的人所掌控。

農業技術則在機械化生產、育種、及化學肥料上對農業生產產生正面的助益，讓農業增產，勞動力需求降低。但增產的結果卻沒有因此改善農民的處境。

（三）雙重再分配農貿結構

從雙方國內之產銷內部矛盾（例如：出口國糧食過剩與進口國以糧食進口作為國際談判的交換條件），進行矛盾轉移（出口國將之外部化，進口國則將之內部化），並進而國際組織力量對決（進行各種國際貿易談判）。其後果是進口國的糧食自給率持續降低。國家作為中介力量若能妥善處理則尚有一線機會（例如日本提高糧食自給率的作法），無奈台灣政府服膺於國際資本擴張的力量，使得台灣農業處境堪慮。

（四）解構農業自由化

一連串的農業自由化政策，導致農民屬性的改變，一方面還擁有像崑濱伯這樣的小農，一方面也出現了中大型的農企業。幸運的是，這一波20餘年的衝擊的時間還不算長，而目前也有一些年輕務農者投入農村，這是小農主義的機會，如果擁有家戶生產能力及市場敏銳度的人可以承接上來小農的位置，那麼小農還得以保全，不然，很可能的結果是小農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農工。

面對這些一連串農業自由化的問題情境，其解決之道可能是從自由經濟、國際貿易的架構中跳脫出來，重新回到在地經濟，其做法包括地產地銷、城鄉連結、小農體制、流通合作等，目前已經有許多朋友在生產端與消費端努力，而時也著力於農鄉自主論述。如何擴大連結的介面，讓更多人投入、讓更多人理解、讓更多人以消費的力量持續支持小農生產，都需要長期投入、創造多元而活潑的模式，沒有捷徑，而答案將展現在我們的行動中。

（五）文化層面對農民的剝削

「剝削」通常指得是第一義：經濟層面，但這裡要另外強調的是第二義：文化（農民污名化、社會地位低），這使得農民看不起自己正在做的事及自己的身份，導致他們不願意讓自己的兒女繼續傳承這份工作。說到這裡，總會讓人莫名的激動與憤慨。眼見自己的叔伯，其終身辛勤務農，處境卻愈來愈差，家鄉也愈來愈沒落，真令人不平。

五、改變台灣農業、農民及農村的展望與行動

台灣農業、農民及農村的樣貌，在國家的主導下演變成傳統農業被迫全盤放棄。

這種轉變乃是國家控制之下的產物，國家透過計劃性經濟及將自身職能商品化的過程，使得台灣農業分歧為市場經濟、小農維生二條不同路線，1980年代後期以降的農業自由化與國家結構調整，更使得國家治理偏向規模經濟、市場化路線，而國家預算資源、與國家可調撥的公共資源（土地、水資源）更是一面倒的向工業集中，益發造成小農的困境。加上長期的現代化思維及其對農鄉文化的漠視也使得農民社群的受剝削具有經濟與文化等二層不同的涵義，也因此想要改變台灣農業、農民及農村的展望與行動，不僅僅是生產資料的鬥爭，更是意識形態的鬥爭。

（一）農村運動的可能

綜觀這一切，或許會令人感到有些悲觀，但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必須面對的問題及結構情境，過去農家的勞動，處境可能比現在更差。因此，我們應以樂觀的行動來應對，舉凡從政策面介入、消費運動（綠色消費、合作消費、公平貿易、消費者教育）、文化運動（稻農生命史、飲食文化、稻作祭儀）、環境運動、及投入社區組織工作（城鄉交流、草根組織）等都是農村運動的選項。而在反農村再生條例的運動中，我也體會到透過小社群的擴散力量，會比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效益更大，論述及意識擴散的質較好、較深，所以千萬不要忽略個人小小的力量。各位要自許成為農村意識型態、鄉村文化知識傳播的種籽，要有隨時上場戰鬥的準備，將我們的理解擴大、深化，有意識的散播出去，讓大家瞭解影響台灣農業發展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並積極捍衛糧食自給率及自主權。未來在每年舉辦的農村願景會議中應產生一個行動主軸作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讓人們真正體驗到農業

這幾年開始有愈來愈多投入農田學習的案例，像是灣寶，小朋友放假要下田，以及這幾年的營隊愈來愈重視農事體驗。質比量重要，我們要讓人真正體驗到農業，理解農村是豐富的載體，呈現包含生產、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生態等多元豐富的面向，這樣才能幫助人們慢慢找回農村的價值，並重視農村發展的議題。未來的無限可能，立基於現在的行動，如同旗美社大所標舉的「農村是一所學校」，就是一個城鄉連結、向農村學習的最佳介面。

（三）紮根，讓我們一起努力

曾聽幾位致力農村運動的人表示：「台灣農業那麼多優勢，卻不斷萎縮，會死不瞑目。」「投入農村工作，為農村平反。」台灣農業曾經創造過一個豐美而多元的時代，我們應該努力去找回那份深厚的價值，理解土地的召喚，那是我們對待社群互惠道義，對待環境物我合一的價值與認知，而不要讓它逐漸消融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主導的現代社會中。

六、後記

以上即為該次課程之紀錄，其完整性受限於紀錄者本身對於該次課程內容之吸收與理解，若對於此次課程內容有興趣，想更深入認識者，可以與蔡培慧聯絡（peihui@cc.shu.edu.tw)，以取得相關資料。